抗戰時期，為了穩固敵後抗日根據地，應對日軍的瘋狂進攻，我們黨在抗日根據地積極主動開展符合局勢變化的軍政建設。精兵簡政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登上歷史舞臺的。對於精兵簡政，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對其所具有的歷史特點至今尚乏人總結。實際上，作為一場成功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變革，精兵簡政在具體實踐中經歷了漫長的摸索過程。這個過程特點極為鮮明，並頗具獨特之處，大致説來可主要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主動性強。抗戰時期精兵簡政是在敵後根據地日漸縮小的情況下進行的，是中共在“魚大水小”的情況下為了克服抗日根據地嚴重的財力困難、維繫抗戰局面而主動提出的精簡機關、休養生息的應對之策。毛澤東曾指出：“‘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其實，面對如此嚴重的困難局面，在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之前，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經從軍隊著眼開始了局部摸索，而且在精兵簡政提案提出之際，中共中央更是同步下發了《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要求主力部隊適當採取精兵主義，減縮編制。由此可見，精兵簡政是中共中央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面對困難一致主動探索的新路。儘管當時的精簡尚處於摸索的初級階段，思路尚未明晰，但由其高度重視的態度已足可看出我們黨謀求發展之道的主動性。

　　二是主題鮮明。精兵簡政的主題就是“精兵”與“簡政”。按照1942年9月15日《抗戰日報》社論《貫徹精兵簡政》的説法，所謂“精兵”，“就是要把我根據地內的黨、政、軍、民各方面的抗戰力量配備得更精幹”；所謂“簡政”，“並不是減少政事、減少工作，相反的，是要加強政事、加強工作，使工作的品質和效率提高，此外則把某些不適當的工作加以調整，某些文牘現象、繁冗事務加以淘汰，使執行起來靈活、機動、切實，收效大，而人民又容易了解、接受”。在鮮明的主題指向下，精兵簡政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對此，1942年1月13日《晉察冀日報》指出：“只有幹部品質提高，每個人站得住崗位，而政才能簡，工作才能頭頭是道。也只有行政機構精幹，工作制度健全，幹部才能更發揮才能，勝任愉快。”因此，精兵簡政不應使工作減少，而是要使工作正規化、系統化，提升對工作的要求，推進各方面的建設。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執行精兵簡政方針時，抓住各自的工作中心，“減少一切不必要的事，少開空頭會議，少作主觀命令，少作不合實際的工作佈置”。同時，還要建立正規化的工作制度，正確使用幹部，使機構靈活健全，手續方便快捷。

　　三是目標明確。精兵簡政的目標是我們黨在精兵簡政逐漸開展過程中思考總結出來的，按照毛澤東的説法主要有五項，即精簡、統一、效能、節約與反對官僚主義。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期間，毛澤東撰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他強調指出，“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如果我們把這五項要求在黨的、政府的、軍隊的各個系統中完全實行起來，那我們的這次精兵簡政，就算達到了目的，我們的困難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們會要‘塌臺’的人們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們封住了。”

　　四是波及面廣。這主要可從橫向、縱向和任務三個方面來説。就橫向而言，精兵簡政所涉及的範圍既有軍隊系統、政權機關等主體部門的精兵簡政，亦有群眾團體與教育等部門的精兵簡政。就縱向而言，可從以上幾個領域來分論：就軍隊系統來看，既有正規軍、遊擊隊、民兵等不同層級的精兵建設，亦有部隊各機關勤務與榮退人員的精簡與安置；就政權機關來看，既有邊區、行署、專署、縣、區、村等不同層級機關的精簡，亦有各機關人員在精簡之後的多元安置；就群眾團體來看，既有農、工、青、婦等不同團體的精簡統一，亦有自中心區、縣一級到區一級群眾團體整體編制的“瘦身”；就教育部門來看，既有學校之間的合併與教師、雜務人員的減少，亦有針對師範、中小學等不同層級教育如何提高教學品質以適應抗戰局面的摸索。就任務而言，更是鋪開了一張網，即不僅關係著抗戰能否取得最終勝利，而且關係著人民負擔輕重和根據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局勢。精兵簡政最初就是為了有效減輕人民負擔、堅持長期抗戰而提出的，是在僅靠發展生産難以解決困局的基礎上的節流之策。因此，提倡節約、反對浪費也就成為其題中應有之義。

　　五是階段性強。關於抗戰時期精兵簡政分為幾個階段的問題，通常的看法是陜甘寧邊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晉綏抗日根據地、山東抗日根據地都經歷了三個階段，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則經歷了四個階段。然而，在各抗日根據地精兵簡政中，三階段、四階段固屬事實，五階段也同時存在。即便是同一根據地內部，階段劃分也不一致。如陜甘寧邊區一般經歷了三次簡政，亦有四次簡政者，神府即屬此例。1943年3月16日《抗戰日報》“神府訊”即明確指出：“神府精簡工作，根據裁並縮減的原則，前後共進行了四次。”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普遍經歷了四次簡政。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一般經歷了四次簡政，亦有五次簡政者。山東抗日根據地一般經歷了三次簡政，亦有四次簡政者，而且各地在歷次精簡的時間上亦相差較多。需要説明的是，各地精兵簡政之所以劃分如此多的階段，並非主觀為之，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摸著石頭過河”的結果。

　　六是過程曲折。這主要體現在精兵簡政推行過程中的調適與修正上，即各抗日根據地在具體實踐中都針對所出現問題對精兵簡政之策作了切合實際的修正，使之最大限度地適合自身情況。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之所以開展四次精兵簡政，就在於此前精兵簡政存在一定不足或出現了一些問題，需要進行補正。據《（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簡政與整風總結》（《晉察冀日報》1943年5月22日）顯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一次簡政始於1942年1月，主要是從量的方面減人，縮小各級政權編制，其中區級編制大為縮減。第二次簡政始於1942年9月，主要是邊區一級縮減較多。這兩次簡政，主要是作了“減”而沒做到“簡”，文牘事務依然繁重，事務主義與文牘主義傾向仍相當嚴重。第三次簡政是在前兩次基礎上進行的，主要是從組織機構與工作領導方面實行簡政，成效遠超前兩次。第四次簡政是第三次簡政的繼續，中心在於“改進領導，進一步貫徹簡政”。經過四次簡政，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面貌煥然一新，各級組織機構大為縮減，文牘主義和事務主義傾向基本肅清，領導力得到提升。

　　需要説明的是，以上特點均係就抗日根據地總體而論的，具體到不同的抗日根據地而言，亦呈現出一些不同之處。比如，由於精兵簡政首倡于陜甘寧邊區，並繼而推廣到華北抗日根據地，陜甘寧邊區的一些成功經驗和做法對於其他抗日根據地的精兵簡政自然具有一定引導作用。當然，這種根據地之間的影響是多向交互的，其他抗日根據地對陜甘寧邊區亦會有影響作用。毛澤東就曾專門針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精兵簡政的實施情況寫就著名篇章——《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號召各地向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學習。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把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