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入討論了我國農村農業問題，指出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在此前後，一些農村地方幹部和群眾自發組織起來，逐步衝破長期以來“左”的思想束縛，對農村體制進行大膽改革探索，從而揭開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宏大序幕。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産物。它突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但又沒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實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既發揮了集體統一經營的優越性，又調動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是適合我國農村生産力發展水準和農業特點的一种經濟形式。

　　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省遭受了百年難遇的特大旱災，安徽省委在萬里的正確領導下，果斷決定可以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同時不向農民徵收統購糧。這一決策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不僅幫助農民戰勝了特大旱災，還引發出一些地方的農民自發産生包産到戶、包乾到戶的行動。

　　安徽鳳陽縣幾百年來就有外出逃荒要飯的歷史，在我國農村改革以前，由於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影響了人們生産積極性的發揮，糧食産量極低。小崗村當時共有20戶人家、115人，除了1戶外，其他戶每年都要外出討飯。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18戶人家集中在嚴立華家，冒著坐牢甚至殺頭的危險，在家庭經營承包的合同上悲壯地按下血紅的手印，一致同意分田單幹。於是，連夜抓鬮分牲畜、農具，丈量土地，第二天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由於包乾到戶任務更明確，生産更靈活，方法更簡單，利益更直接，優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到年底，小崗生産大豐收，全隊全年糧食總産量達13.3萬斤，這個合作化以來23年中從未向國家貢獻一斤糧食的“三靠隊”（生産靠貸款、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1979年包乾到戶第一年，就向國家貢獻糧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800元，第一次留儲備糧1000多斤。大包乾，結束了鳳陽人民幾百年來討飯的歷史。

　　回顧安徽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興起和發展緣由，除了安徽人民具有窮則思變、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外，其農村改革的起始與成功，得益於萬里主政安徽，得益於鄧小平等中央高層領導的支援，更是得益於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77年6月，萬里擔任安徽第一書記後，花了三四個月時間深入農村調研，發現當時農村政策脫離了實際，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産積極性，於是首先制定了“省委六條”，奏響了農村改革的序曲，之後針對各種改革非議，敢於擔當，頂住各種壓力支援和鼓勵農村改革。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農村的實際出發，對安徽農村改革給予熱情支援和充分肯定，並在1982年1月以中央1號文件形式予以明確。

　　1980年春夏到1982年秋，是我國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迅速發展時期。到1983年，全國範圍內全面推廣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據統計，到1983年末，在全國農村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的生産隊達到了99.5％。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大大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産率，也極大改善了農民群眾的生産生活。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農民乘改革開放東風，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嚴重束縛，創造性地就地發展工業企業，實現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使鄉鎮企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經濟和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農民轉移就業的主要渠道，為我國解決農村、農業、農民問題，開闢了一條獨特而成功的道路。

　　改革開放初期，由於農村人多地少，一度以來農民的生存和發展都成為一個嚴重問題，鄉鎮企業的出現和壯大不僅解決了這一棘手難題，開闢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獨特城鎮化道路，而且還大大推進了我國農村的現代化和城鎮工業化進程，可謂是意外驚喜。這正如鄧小平所説：“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

　　蘇南是中國鄉鎮企業的發源地。以無錫為例，在近代，無錫是民族工商業的發源地；改革開放時期，無錫是中國鄉鎮企業發展的先行者。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無錫的鄉鎮企業在全國率先崛起，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2017年更是邁入經濟總量萬億俱樂部。華西集團、萬象集團、紅花集團等就是我國鄉鎮企業發展的典型代表和縮影，其實不僅僅是無錫，據不完全統計，江蘇現有企業八成以上都脫胎于鄉鎮企業。

　　繼蘇南模式之後，溫州模式、珠江模式、晉江模式等都是我國鄉鎮企業發展的成功範例。草根工業的異軍突起，體現了我國農民的聰明智慧和創新能力，更體現了我們黨與時俱進的正確決策。1984年3月，中央四號文件《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通知，將社隊企業、部分社員聯營的合作企業、其他形式的合作工業和個體企業，正式統稱為鄉鎮企業。1996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鄉鎮企業法》，標誌著我國對鄉鎮企業的規範和管理逐步進入法制化軌道。

　　村民自治與家庭聯産承包、鄉鎮企業一起，被譽為我國農民的三個偉大創造。村民自治的萌生，是與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推進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隨著包産到戶、包乾到戶的逐步實施和推廣，給延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以巨大衝擊，從而使村民自治這一新型的農村基層民主形式得以産生。

　　1980年春天，廣西河池合寨村的20多位壯族農民，組織村民選舉産生了中國第一個村委會。合寨位於三縣交界之處，歷史上社會治安就一直不好，加之人口較多，轄區較大，當時有1050戶4298人分佈在12個自然村，導致農村社會管理壓力大。面對日益惡化的農村社會治安，果地和果作兩個自然村的村民率先自己組織起來。

　　1979年底，果地村以選舉社會治安帶頭人的方式，選舉蒙光新和蒙成順二人為村裏的治安帶頭人。二人當選後不負眾望，多次組織召開老黨員會議，制定村規民約，發動村民治安聯防。並在1980年1月20日召集全村16歲以上的村民500多人，開會討論事先草擬的村規民約並讓每戶代表按手印確認，以便人人負責，自我約束。鄰近的果作村在建立自己的組織時更規範一些，1980年2月5日，85戶代表選舉韋煥能等六人為村領導，並隨後討論確定“村委會”為新的組織名稱。之後，新當選的村委會帶領村民討論制定了村規民約和自我管理章程，並在7月召開全村大會予以討論通過。村委會的成立和村規民約的順利實施，使壯族村寨的社會秩序大為好轉，小偷小摸沒有了，打牌賭錢減少了，濫砍濫伐禁止了，村民又過上了安寧祥和的生活。

　　果作村委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有正式記錄的第一個村委會，它從誕生之日起就體現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群眾自治功能，堅持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協商等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果地和果作的壯族村民出於維持正常生産和生活秩序的需要自發組織起來，更沒想到他們自發討論形成的村規民約竟然醞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誕生。

　　果作村民委員會成立後立即産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引起了當地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羅城和宜山兩縣黨委政府充分肯定了這些自治組織的作用，並在1981年春天將這些自治組織的名稱統一為“村民委員會”。1981年下半年，全國人大就派出調查組對廣西河池一帶出現的村民委員會進行調查研究後給予肯定。1982年12月通過的新憲法，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確認了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之後，在各級黨委政府的推動和領導下，村民自治作為我國農村社會治理的一項有效形式得到了全面推行，這不僅擴大和保障了廣大村民的民主權利，而且促進了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

　　（資料來源：《學習時報》）